近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高彩霞研究员与英国塞恩斯伯里实验室（Sainsbury Laboratory）的Jonathan D.G. Jones教授在Cell发表题为Roads not taken: The mismatch between safety and regulation of plant breeding innovation（未竟之路：植物育种创新的安全性与监管错位）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现行监管要求与植物育种创新产品的实际风险之间存在明显错位，呼吁各国建立以科学为依据、与风险相称、以产品为导向的全球协调一致的监管框架。

 

    文章认为，要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减少农业对环境的影响，作物遗传改良需要持续创新。转基因、同源基因转移和基因组编辑等技术为作物遗传改良提供了更加精准、多样化的技术手段，其风险与传统育种相当。然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监管仍以培育方法为判断依据，而不是看产品本身的性状。加上各地监管规则不一致，一批具有应用价值、潜在风险较低的创新成果迟迟无法应用。

 

    文章结合近期研究进展，列举了几类具有重要应用潜力、但可能面临现行监管限制的创新方向。免疫受体跨物种转移：将辣椒抗病基因与其辅助受体一同转入水稻，水稻可获得自身基因库中所没有的细菌病害抗性；同源基因转移抗病叠加：在玉米中将7个玉米自身抗病基因定点整合到同一位点，可同时抵抗4种主要病害。该产品不含非玉米来源的外源DNA序列，已在美国获得非监管认定，但在其他地区仍面临监管不确定性；光合作用工程：利用来自细菌和藻类的多个基因构建新的代谢途径，减少光呼吸损失，促进植物生长；人工智能辅助蛋白设计：利用人工智能从头设计合成植物免疫受体，使其能够识别来自病毒、细菌、真菌和卵菌的蛋白，有望实现"可编程"抗病。

 

    文章还指出，随着技术发展，基因组编辑、同源基因转移与传统转基因之间的监管分类界限日益模糊，现有分类体系已难以适应。转基因产品的历史经验表明，透明沟通和保障消费者知情选择有助于建立公众信任。作者强调，相关技术已取得重要进展，现有科学证据也支持其应用，当前需要的是各国共同推动监管改革的政策意愿。